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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园香径独徘徊——晏殊两知陈州行踪及诗文探究

来源:周口日报

作者:

2020-06-29

耿险峰

(接上期)

宋仁宗时期,当朝仕宦官僚队伍庞大,行政效能极为低下,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士人十分困苦,而生活在北方的辽国和西北的西夏,更是虎视眈眈,时时觊觎着大宋的北方和西北边陲,社会危机日益加剧。时任重臣范仲淹、欧阳修等人纷纷上疏言事,着意限制冗官,提高官僚效能,以达到富国强兵的革新主张。感于国事,仁宗开始采纳谏臣主张,施行新政。《宋史·晏殊传》记载:

帝亦奋然有意,欲因群材以更治,而小人权幸皆不便。

庆历三年,北宋王朝实施革新,史称“庆历新政”。谏臣欧阳修等一些仕宦相继被召回京,任命为御史谏官,为庆历新政摇旗呐喊。

新政之风席卷朝野,如火如荼,但也触犯了大宋王朝官僚的既得利益,因而遭到朝中“权幸”“小人”的百般阻挠。庆历新政,令一向“富贵优游”“明哲保身”的晏殊饱受煎熬,因之革新人物尽皆“当世知名之士,如范仲淹、孔道辅皆出其门”“及为相,益务进贤材,而仲淹与韩琦、富弼皆进用,至于台阁,多一时之贤。” (《宋史·晏殊传》)作为宰相,晏殊识才、惜才、爱才,更护才,加之“苦其(欧阳修)论事繁数,或而折之”。此时,适逢河北保定发生叛乱,出于中庸之为,晏殊遂任命谏官欧阳修为河北都转运使,平抑革新士人声浪。

关键时刻,把中坚人士调出京师,无疑是减损革新人士声威、站在革新人士的对立面,此举顿时遭到革新人士的极度不满,谏臣蔡襄等人上折:“谏官奏留,不许”。 (《宋史·晏殊传》)于是,革新派人士借机翻出陈年旧账,上疏弹劾,晏殊动辄得咎:

“宸妃生圣躬为天下主,而殊尝被诏志宸妃墓,没而不言。”又奏论殊役官兵治僦舍以规利。坐是,降工部尚书、知颍州。不久,“徙陈州”。(《宋史·晏殊传》)

原因是太后当政时期,晏殊曾为仁宗生母撰写墓志。仁宗亲政后,得知生母是李宸妃,而晏殊在撰写其《志》文中并未提及此事,此时新派人士再次寻衅滋事,道出皇家私事,自然痛击仁宗的软肋,对晏殊无疑更是重创:

章懿之崩,晏殊撰志文,只言生女一人,早卒。仁宗恨之,及亲政,出志文以示宰相曰:“先后诞育朕躬,殊为侍从,安得不知?”吕文靖曰:“殊固有罪,然宫省事秘,臣备位宰相,虽略知之而不详。殊之不审,理容有之。然方章献临御,若明言先后实生圣躬,事得安否?”上默然良久,命出殊守金陵。及殊作相,八王疾革,上亲往问疾,王曰:“叔久不见官家,不知今谁作相?”上曰:“晏殊也。”王曰:“此人名在图谶,胡为用之?”上欲重黜之。宋祁为学士,当草麻,争之。乃降二官,知颍州,词曰:“广营产以殖赀,多役兵而规利。”以他罪罪之。(《龙川别志》)

八王,即赵元俨,亦被称为八大王(八贤王),“名重天下,闻于四夷。”(欧阳修《欧阳修全集》)他是宋太宗第八子,仁宗的叔父,仁宗一向对其尊敬有加:“太宗之子八人,今惟王尔。先帝之弟,联之叔父也,每恨不能尽天下以为养,数岁之禄,不足计也。”(宋陈师道《后山谈丛》)欧阳修称之曰:“至仁宗即位,独燕王(八王)在,以皇叔之亲,特见尊礼。契丹亦畏其名。”(欧阳修《归田录》)赵元俨病重,仁宗前去探望,谈话中涉及晏殊。自然,赵元俨在仁宗朝的地位与话语权立显:庆历四年(1044年)正月,赵元俨去世,三个月之后晏殊被罢去宰相职位。

庆历八年(1048年)春,晏殊自颍州移陈州,这是其第二次移知陈州。不同的是,这次离京外任却是晏殊心中隐隐的痛。陈州,近畿名藩。自颍州赴陈州,僚友饯行,一句“千里伤行客”的唱词,竟引得“性刚简”的晏殊情绪失控,雷霆盛怒:自己一生为两任圣皇恩宠,即或外任也从未距京师超过五百里,何为“千里伤行客”?

“满目山河空念远,落花风雨更伤春。不如怜取眼前人。” (《浣溪沙》)蛰居陈州,晏殊诵《月出》之诗,歌《宛丘》之章,仰观伏羲、神农,俯察铁墓、厄台,畅游柳湖,极目骋怀,近城可游观者无不至,晏殊醉也!然而,其最为着意者,则属西园。清王士俊纂修的《河南通志·河南府·陈州》“西园”条记载:

在州城西,宋知州张咏创。中有七亭,曰:流芳、中燕、流杯、香阴、环翠、洗心、望京。有阁曰吟风,堂曰清思。又筑台曰望湖。宋晏殊以故相居此,于隙地有莎丛生,作《庭莎记》。

(未完待续)

[责任编辑:张鲁莎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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